100年前，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全面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强大蓬勃生机。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百年征程中留下了无数不可磨灭的足迹，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无数值得永远铭记的名字。
其中有一批外国友人，他们的国籍、身份、职业、性格、信仰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怀揣着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成为中国共产党成长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们用双眼睹见真实，用脚步丈量中国，用镜头记录故事，用双手书写历史，用生命讴歌友谊，使世界得以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特别邀请中国外文局人事部联合策划了“诵读革命经典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第四期，从灿若繁星的历史长卷中选择了5个故事，通过讲述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外交往中一些精彩难忘的瞬间，追寻当年共产党人的光荣与梦想、伟大与辉煌，感受着他们的感受，感动着他们的感动，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是我度过余生的地方”
——斯特朗的六次访华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的广泛传播离不开斯特朗的努力。
1925年、1927年和1937年，她曾三次访华并根据亲身所见所闻写下《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人类的五分之一》等作品，向全世界披露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叛变和对工农运动的镇压。
1940年12月底，斯特朗第四次访华时来到了重庆。此时，国民党反动派正蠢蠢欲动，蓄意发动“皖南事变”，掀起反共高潮。周恩来派人邀请她进行了连续几晚的彻夜长谈，并将一份26页的材料和补充文件交给斯特朗，代表党中央郑重委托其适时在国际舞台上公布。斯特朗接受了这一任务，将这份重托视作珍贵的荣誉。
1941年2月初，斯特朗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匿名航空信件。随信附有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斯特朗将材料迅速送至北美报业联盟，请其安排发表，并应要求写好了评论文章。然而，当时美国的许多通讯社和报业人士都拒绝发布这些材料。斯特朗没有轻言放弃，在朋友的帮助下发表了有关资料。斯特朗材料强有力的佐证，在美国产生了强烈反应，粉碎了国民党精心编造的谎言，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赢得了舆论支持。
1946年6月，斯特朗第五次访华期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她。会谈中，斯特朗突然提出：“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毛泽东略一思索，以坚定的口气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在场的译员一时没有找到对应的词，便按照列宁讲过的类似比喻，把纸老虎翻成了“稻草人”。斯特朗很不理解。在场的马海德医生插话说：“不是，不是‘稻草人’，而是‘纸老虎’！Paper tiger。”毛泽东对这个译法很是赞赏，认真地纠正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板做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很可怕，但经不起风吹雨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力量在人民一边。”斯特朗将这次谈话整理成英文记录稿。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将此英文稿直译中文，印发延安边区和各解放区，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讨论。1947年4月，斯特朗将谈话英文稿交由美国纽约《美亚》月刊公开发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的一些中文刊物获悉后迅即译载，传播极快，影响极广。
1958年，73岁高龄的斯特朗第六次访华。这一次，她选择留在中国，安度余生。
（朗读/戴金娇）
“我强烈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7年10月，一本奇书在英国伦敦出版，几周内就销售10万余册，当月三次加印仍供不应求。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就是第一个把中国共产党介绍给世界的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烽火中。1935年10月，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围困和新闻封锁，那时的延安犹如白色海洋中的红色孤岛，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只是被国民党妖魔化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中国人冒着被处决的危险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凭着职业敏感，美国记者斯诺相信，国民党“长城”般封锁线后的延安，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在宋庆龄引荐下，他抱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的决心，突破重重关卡，历经艰险，最终于1936年7月13日抵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
在那里，他们进行了许多次彻夜窑洞长谈。正是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叙述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全面阐述根据地的建设及其各项政策。第一次预言了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和中国必胜的结局；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达了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第一次谈到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愿同友好国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大的合作。这段经历被斯诺称为“生平经历过的最宝贵的谈话”。
周恩来对斯诺承诺“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并为斯诺制订了一份92天的访问计划。斯诺得以遍访上百位红军将领，赴前线采访红军战士和红军的日常生活，并广泛接触普通民众。在陕北的100多个日子里，斯诺为心中的疑问找到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定这是古老中国的“兴国之光”。他称共产党人是“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有着优越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坚韧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回到美国后，斯诺仍然向美国和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1970年，斯诺再次回到中国。毛泽东邀请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他并肩微笑的照片，是斯诺一生与中国革命不解之缘的高光时刻。
今天，在北京大学的湖畔，一块石碑上用中英文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斯诺说：“我热爱中国。”正如他在遗嘱中所希望的那样，他长眠于他所热爱、同样热爱着他的中华大地上。
（朗读/翟楠楠）
“有许多了不起的人是我的榜样”
——“洋顾问”马海德
1949年10月，一名外国人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并被请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观礼。他就是第一位被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籍的西方人——马海德。
1933年，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来到上海，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在朋友的影响下，海德姆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中知道了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1936年6月，经宋庆龄推荐，海德姆到达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先后跟随不同的红军部队行动，亲眼见证了这支人民队伍的不凡之处。
在陕北三个月的考察，海德姆真正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也被战士们意气风发、患难与共的精神所感染。在他眼里，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军民团结一心、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在当时的中国其他地方绝无仅有，这也成为支撑他后半生留在中国的力量。海德姆认识到，“只有这些人才能改变中国”。1936年10月，完成对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动员海德姆一起离开。然而，海德姆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留在陕北，为此他还特意为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马海德”。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当时已经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顾问的马海德随军工作。马海德亲眼看到年轻的战士们在战场上，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马海德的心灵再次受到极大震撼，他作出了人生中又一次重要抉择：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组织批准，1937年2月，马海德终于如愿以偿。
1950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国籍，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回顾起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晚年的马海德这样说：“五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一个真理，一个人要想作出自己的贡献，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同困难搏斗，勇敢地不断攀登高峰。”
（朗读/江佳洁）
“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
——帮助新华社发出第一条英文电讯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44年9月1日，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新华社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从此世界可以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这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电讯背后，有一位带有“洋面孔”的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努力。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15年爱泼斯坦出生在华沙一个犹太家庭，两岁时随父母移居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和人民残酷的生活现状不断冲击着年轻的爱泼斯坦正义的心灵。
1937年到1938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采访，并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报道了台儿庄战役。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外国记者团，踏上了延安的土地。在这里，爱泼斯坦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个边区像一个小规模的伟大国家，这里的人民比其他地区的人民积极得多。他们代表中国，他们代表未来。从他们充满自信的言语和行动中，从他们每一次的微笑和表情中，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实实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在下一个十年里将证明这一点。”
在延安，他先后进行了三个月采访，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有大量直接接触和交谈。在延安的采访中，爱泼斯坦发出了大量报道，让世界更清楚地知道了延安，了解了中共领导人。
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延安之行：“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
1945年，爱泼斯坦回到美国，其间适逢新中国成立，在他和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美国《远东之光》成为第一份印有新中国国旗的美国出版物。1951年，他回到中国，并在6年后加入中国籍。1964年，他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对整个世界的命运举足轻重。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其他一切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这是爱泼斯坦的深情告白。
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走完他光荣而不平凡的一生。去世前，他对身边人说：“中国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根本在于它取得的巨大进步，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和过去一样，前进道路上还会有很多阻碍和磕绊，可是中国的进步将会继续。”
（朗读/白君禹）
延安是中国人民的灯塔和希望
——朝鲜音乐家郑律成和他的《延安颂》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1939年春天，延安大礼堂里开晚会，头一个节目就是歌曲《延安颂》，唱女高音的是汤荣枚，唱男高音的是郑律成。演出气势恢弘、宏伟高昂，演唱结束后，毛泽东主席高兴地鼓掌，郑律成激动得热泪盈眶。
郑律成是中国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但和他们不同的是，郑律成来自朝鲜。
20世纪上半叶，在日本军国主义对东亚国家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大量革命者为了民族独立而奋起抗争，他们来到中国加入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郑律成作为其中一份子也来到中国。
“七七事变”之后，郑律成和一批有志青年一道奔向延安。在延安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革命的一片赤诚，以及革命圣地延安的庄严和崇高，看到了延安生活艰苦朴素却又生动活泼的方方面面，充满着青春气息和蓬勃朝气。
1938年夏日的一个傍晚，当时还是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生的郑律成和同学们刚刚参加完一个在延安举行的群众大会，在回校的路上，他看到散会的群众依然兴致勃勃，精神振奋，谈论着国家大事，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学生们英姿勃勃、步伐整齐，抗战的歌声此起彼伏。革命圣地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无数个激动人心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怀着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无比热爱，对延安的由衷赞颂，郑律成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挑灯夜战，他来谱曲，鲁艺女诗人莫耶写词，终于一气呵成完成了一首歌颂延安的主题音乐，即《延安颂》。
《延安颂》表达了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真挚感情。在抗战年代，它不仅激发了延安军民对延安的情感，更拨动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弦，唤起了他们对延安的向往，鼓舞着他们奔赴各个抗日战场。1993年，《延安颂》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永载中国音乐史册。
（朗读/程贞）
（文章内容选编自世界知识出版社订阅号发布的“100天讲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100个故事”栏目。文字、音频编辑/尹媛媛、李焕）
